《霑化銘功集》，顧名思義乃霑王化銘奇功之義，為朝鮮士民獻給李如松的詩文集。萬歷二十年（1592）朝鮮遭日本軍隊侵略，亡國危在旦夕，遂向宗主國明朝求救。明廷于七月先派祖承訓出師助戰，但于平壤城敗績。后遂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經略軍務，以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御倭總兵官，征調天下兵馬東援朝鮮。李如松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正月大破日軍克復平壤，威震三韓，但隨即挫敗于碧蹄館之役，自此畏縮不前。而日軍自撤出漢城后又頗有和談之意，加上朝中輿論的影響，明廷遂于七月調李如松等軍還朝。《霑化銘功集》表達了朝鮮朝野對明軍感恩戴德之情，可補正史之闕，但卻一直未進入壬辰戰爭研究者的視野，故筆者不揣淺陋，考釋如下。
此書卷首有劉黃裳《霑化集敘》，卷末為李如松跋文，正文按時間順序排列朝鮮士民投獻的詩文，從各篇不同的地名中亦可印證李如松進軍、還朝的路線。李如松還朝后，在好事者的慫恿下，將這些歌功頌德的文字刊刻成書以紀念征東之役，寫刻精美，洵為書林佳品。
劉黃裳之序文記載了李如松出征前后的不少細節，在出征前，部分明廷官員對李如松能否應對倭寇持有懷疑態度：
長公習虜，未習倭也。倭在世宗朝，輒以數千躪閩浙間，騷動半域中，費度支巨萬計，勞師幾十年始平。今彼且擁數十萬眾，而據平壤險固以待我，我乃提孤軍深入，危道也，長公顧易之耶？
對此，李如松慨然回應道：
某少從戚大將軍游，而習倭素矣。倭無他長，但能反其眾寡主客勞逸之勢以取勝耳。今則彼眾彼主彼逸，而我將用其長以勝之，匪神匪奇，惡乎可？
對于李如松的這番功業，周弘謨、戚金、谷燧等征東將士“艷其事，因謀梓之”，對此李如松勸阻道：
吾昔者視海水若衣帶，視釜山若幾上肉爾，而今則已矣。彼方托諸詩若文以多我，而不知我有遺憾；彼方托諸詩若文以志喜，而不知彼有隱憂。顧諸君子復艷其事而梓之，胥失之矣。
李如松本欲收復釜山，將倭寇完全趕出朝鮮境內，但未能如愿，故曰“而今則已矣”。他心存遺憾并憂慮倭寇卷土重來（之后的戰事也證明了他的隱憂），所以并不想刊刻詩文。但劉黃裳認為，朝鮮蒙箕子八條之教而成美俗，刊刻詩文能勸誡朝鮮君臣“有恒勿失”并振作人心，在劉的敦促下李如松最終同意刊刻，使朝鮮士民的詩文流布中土。
此書在公私書目中亦被題作《朝鮮沾化集》、《朝鮮霑化銘功集》等別稱，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八《理地類下》載“李如松朝鮮沾化集”，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卷六史部朝聘行役類載“朝鮮霑化銘功集 二本”。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圖書館藏《明史》416卷本之《藝文志》載“李如松朝鮮沾化集”，盡管416卷本的性質仍有待論定（秦麗認為此本系雍正初年明史館為校正之用而謄錄的康熙四十一年熊賜履進呈本的副本，而此前不少學者認為此本系熊賜履康熙四十一年進呈本），但毋庸置疑的是，此鈔本為《明史》修纂過程中的一環，而在最后的欽定《明史藝文志》中，我們已難覓此書的蹤跡，可見此書在最后的定本中復遭刪削，究其原因，恐怕與此書為明末文獻，且充斥“尊王攘夷”論調不無關系。此后官方文獻中并無此書記載，恐怕已遭文網湮沒塵埋矣。
而此書在近代之傳播，繞不開史學大家鄧之誠的慧眼。鄧之誠民國三十年（1941）11月13日日記（《鄧之誠文史札記》，鳳凰出版社，2016年）：
托二弟入城，向蜚英閣取得《霑化銘功集》萬歷刻本。蓋萬歷二十一年，朝鮮人頌李如松功德，裒其詩文，而為此集。有如松跋，可謂奇書，惜只一卷，而索價五十金為太昂耳。
二弟即鄧之綱，蜚英閣書商為裴子英。約一年后鄧氏始細讀此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11月4日日記：
閱《霑化銘功集》，萬歷刻本，首有汝南劉黃裳序，末有李如松跋，槧刻精好，可謂奇書。大約皆萬歷二十一年二月至九月，朝鮮士民所獻詩文稱美如松者，亦討論明時日本封貢之事者所不可少之書。為之列目如次：
……
凡為文十六首，詩二十七首。
1955年鄧氏將抗戰期間日記中的這類題跋匯輯為《桑園讀書記》，由三聯書店出版。大體仍循1942年日記之舊，刪去了“亦討論明時日本封貢之事者所不可少之書”一句并補充了劉黃裳序、李如松跋二文，可證鄧之誠輯錄整理《桑園讀書記》時《霑化銘功集》尚在手頭可以查閱，否則便無從直錄二文。
鄧氏于1940-1950年代因經濟原因有數次賣書之舉，前幾次皆早于1955年，而最后一次集中售賣是在1959年，他將家藏的八百種左右順康集部書售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筆者曾檢索中科院圖書館目錄，并無《霑化銘功集》，而此書也不符合該館當時收購順康集部的初衷，所以鄧之誠所藏的《霑化銘功集》具體下落為何，至今成謎。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萬歷刻本《霑化銘功集》（索書號：05457），目見所及為海內孤本。線裝。一冊。半葉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首葉鈐“北京圖書館藏”“王利器印”“臧用”“燕山劉氏鑒藏書畫印”，劉黃裳序末鈐“玄子父”“劉黃裳印”，正文首葉鈐“戴植之印”“培之”，卷末李如松跋末鈐“李如松印”“傳忠世家”。
通過這些印章，可以對此書的遞藏情況有一初步的認識。此書刊刻后親與其事的劉黃裳、李如松俱有印鑒，此后該書南傳至戴植手中。戴植（1807-1847），字培之，江蘇丹徒人，為清嘉、道間書畫家，“戴植之印”、“培之”俱為戴氏個人印章。“臧用”及“燕山劉氏”不詳為何人，但此“劉氏”必在北京附近，可見此書又重回北方并曾為文史大家王利器所有，最后被收入北京圖書館（即今日之國家圖書館）。
從印章來看，國圖藏本當與鄧之誠無關，坊間拍賣行時有鄧之誠舊藏書籍、鈔本流出，但均有“鄧之誠印”“鄧之誠文如印”“之成所藏”等印章（或一或多），書籍更時有鄧之誠親筆題跋（參見冬暉《深柳堂讀書記：我與鄧之誠先生的書緣》，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7年9月3日）。而國圖藏本并無任何有關鄧氏的信息，可知當時鄧之誠、王利器各藏有一部。此書歷來傳播極罕，故裴子英售出時得一卷五十金之高價，筆者懷疑蜚英閣當時或許有兩部《霑化銘功集》，分別出售給了鄧、王二人，但無明確證據，聊備一說。雖不知王利器藏本如何入藏北圖/國圖，但王、鄧所藏必同為萬歷刻本，蓋此書入清后即遭文網，下落不明，僅萬歷年間刊刻一次耳。
《霑化銘功集》中的朝鮮士民心態
壬辰戰爭前后兩階段，首尾持續約七年，明廷傾力救援朝鮮，使朝鮮光復國土，致使日后朝鮮國內世世代代感激明廷興亡繼絕之功。李朝肅宗于康熙二十六年（肅宗十三年，1687）一次夜對中曾說：
夜對玉堂官，承旨申啟華曰：“宋高雖不能收復祖宗舊境，而猶且偏安江左，保有百余年，而皇明則不然，弘光南渡后，分崩離析，一片江左，亦不能保全，可勝嘆哉？”上曰：“神宗皇帝于我國，有萬世不忘之功矣。當壬辰板蕩之日，茍非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則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東征，而我國小力弱，旣不能復讎雪恥。弘光南渡之后，亦漠然不知其存亡，每念至此，未嘗不慨恨也”啟華及玉堂官金構、宋疇錫齊聲曰：“圣慮及此，不勝欽仰矣。”（《肅宗實錄》卷十八，肅宗十三年二月三日辛亥第二條）
入清后朝鮮君臣猶感激勝國之恩，這也是當時朝鮮的主流思潮，此條材料亦時常被研究者征引，堪稱代表。壬辰戰役及之后明亡清興給東亞世界帶來的巨大震動，塑造了朝鮮的歷史記憶，這一點孫衛國、葛兆光等學者多有發明，無用再贅。但筆者想要強調的是，當回到壬辰戰役的歷史現場，我們能看到更多元的記載與當時部分朝鮮士大夫心口不一的實情。
《霑化銘功集》中收錄了許多獻給李如松的“啟”，均為駢文，從中可窺朝鮮重視四六的風氣，當時有不少朝鮮人嘲諷日本人不通文法、下筆不知輕重，也跟朝鮮重視四六文有關。在千篇一律的吹捧背后，參考《李朝實錄》等朝鮮文獻，可以看到部分朝鮮高官對李如松并非如集中一般大加贊許。
李光濤指出，在平壤戰役之前，朝鮮朝內對明軍能否擊敗平壤駐守的日軍頗有懷疑，當時明軍兵種不齊人數又少，朝鮮君臣在討論此事時不免有些擔憂。殆平壤大捷后，朝鮮君臣始震懾于李如松軍隊的威力，對明軍之火器與軍勢大加贊賞（《朝鮮壬辰倭禍研究》，第69-83頁）。可好景不長，萬歷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的碧蹄之役，李如松輕敵冒進，敗于日軍，對此朝鮮君臣有不少評論，姑引數則以見當日情勢：
德馨曰：“大軍相持日久，糧餉已竭，將不能支吾。且軍中多有不利我國之言，張世爵等，多有撤歸之計。”上曰：“欲不守而歸耶？”德馨曰：“欲以五千兵守開城，五千兵守平壤，而還歸云。果如是，徒費糧餉而已，賊若大舉長驅，則五千兵，何可當也？蓋碧蹄一敗之后，事機多誤，氣勢摧挫，皆思撤歸。今日之事，莫如告急于提督經略。”
德馨曰：“天兵齊進，則事可易濟，而怯于一跌，不欲進戰。故南軍叱提督者必曰：‘松?怕予，他不戰。’云矣。”（《宣祖實錄》卷三十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己未第三條）
李德馨向宣祖李昖匯報的內容已揭明當日明軍的問題所在。其一為“糧餉已竭”，李光濤指出朝鮮當時盡心盡力措辦糧餉，并不存在缺糧問題，李如松只是以此為借口按兵不動而已。其二為南北軍之矛盾，李如松出身遼左世家，親信軍將多遼東人，而明軍當時尚征調大批浙軍入朝作戰，戰功輝煌，駱尚志、吳惟忠等南將在平壤一役中神勇異常，且南軍軍紀嚴明，調度使李承勛與李德馨三月己未同日輪對時云“遼薊之卒與韃子無異”，可見當日南北軍之差距。但李如松在論功之際偏袒北軍，自然滋生矛盾無法一心作戰。柳成龍《懲毖錄》亦云：“提督攻城取勝，全用南軍，及其論功之際，北兵居上，以此軍情似為乖張。”
隨著戰事陷入僵局，明軍按兵不前，日軍也藉此有和談之意。與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朝鮮君臣自然對和議興趣寥寥，對明軍之不作為亦十分憤慨，之前的好感逐漸喪失殆盡。在當時以及日后對李如松出兵前后的回顧、討論中，宣祖李昖認為李如松“非高將”，甚至有人認為李如松之升遷由婦人夤緣得來。
從碧蹄館失利至李如松回朝這段時間，親身參與戰爭的朝鮮君臣對李如松的印象無疑每況愈下，這在《沾化銘功集》中也有微妙的反映。我們可以注意到，除了金千鎰有啟文外，中央高官如韓濩、韓應寅、李德馨、右議政俞泓、左贊成鄭琢等人俱只有詩而無啟文，反而是許多布衣與朝鮮各道耆老士庶軍民代表等中下層都獻上了長篇累牘的啟文（如太醫生李希龍敘述自己亂離經歷，十分沉痛感人）。從中我們可以窺見朝鮮君臣與下層官僚、百姓之間微妙的心態差異，上層高官親身參與戰爭，目睹了明軍將領的顢頇，郁悶于戰局之停滯，也自然無心再寫啟文違心地吹捧李如松。而下層百姓遭禍最慘，明軍雖然在碧蹄館之后十分不作為，但為這些朝鮮百姓重新帶來了安定的生活環境，無怪乎他們對李如松之感激涕零之情，溢于言表，形于文字。且投獻詩文本屬自愿行為，大量朝鮮高層官員并未投獻詩文，似乎已經表明了一種微妙的態度。盡管如此，朝鮮事大之心仍無衰減，明軍之戰功亦歷歷在目，幾位高官在詩句中還是表達了對援軍的感謝與贊賞，但當時朝鮮君臣的心境，仍值得后世讀史者去揣摩體會。
過往的壬辰戰役研究偏重戰爭過程的考證，筆者認為，從《霑化銘功集》這類稀見文獻中，我們還能窺見更微妙的戰時心態史。從更長時段的歷史記憶而言，入清后朝鮮君臣沉浸在對明朝的追憶中，“再造之德”覆蓋了當時對明軍的微詞，無論是父母之國的明朝還是“華夷顛倒”的清朝，李氏朝鮮的對外政策始終是務實主義的，對外的宣傳口吻與對內的公私文獻也始終相映成趣，為這個“五百年朱子之國”罩上一層朦朧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