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獨立特行且影響深遠的作家。她的作品今天已經膾炙人口，她的書信同樣為文學史研究者和廣大張愛玲愛好者所喜愛。多年來，只要張愛玲的手札出現，哪怕只有三言兩語，也會引起讀書界和收藏界的密切關注。我自己就曾先后介紹過張愛玲致姑母張茂淵的兩通家書和她逝世十四年之后才送達收信人的一通短簡。日前，有幸讀到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張愛玲1980年代初致林玉的三通手札，它們對研究張愛玲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頗有參考價值，內容也有所連貫，驚喜之余，特作此文初步考釋。
這三通張愛玲手札均書于信封和信紙合而為一的國際航空郵簡，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較短的信件，也常使用這種航空郵簡。當時張愛玲已定居美國洛杉磯，手札寄出地址為：
1825 N. Kingsley Dr., #305
Los Angeles, CA 90027
USA
這幢張愛玲當時租住的漂亮的公寓現在仍在，已成為張愛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打卡”地，有最新的照片為證。張愛玲這三通手札的收信人林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她是臺灣林子佩的三女，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的遠房后輩，生于海南，畢業(yè)于臺中中興大學，1980年代初留學法國巴黎（參見《西清王氏家譜》，王世威等篆修，1993年臺灣續(xù)刊本）。林玉留學期間與張愛玲通信，這也有張愛玲航空郵簡上她的巴黎居住地址為證。林玉致張愛玲的信應已不存，但從張愛玲的回信可知，她不斷地向張愛玲請教，張愛玲是有求必應，不斷地耐心解答。
張愛玲寫致林玉三信時所住的公寓
一
張愛玲回復林玉的第一通手札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多謝來信。用作論文題材，恐怕法國人太感到陌生了，不易接受。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我手邊僅有的幾張剪報，除了余光中的一篇，都是香港的專欄作家的，復印寄來，不知道可合用。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如果需要的話可函購（大地出版社，臺北安東街309巷8號之一）。此間報刊上《秧歌》英文本的書評不在手邊。未收入小說集的一篇《五四遺事》載《文學雜志》，最近將在《聯副》重刊——原用英文寫，題作Stale Mates,刊在The Reporter Magazine 9/20/’56——也寄個副本給你。Edward M. Gunn著The Unwelcome Muse（Columbia U. Press）巴黎的圖書館也許有，但是也復印了幾十頁，一并另包寄上，可能要晚兩天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zhàn)文學討論會。會議日程已在報上看到，你一定非常忙，千萬不要再抽出工夫來譯給我看。又，我的名字是EILEEN。
祝
成功！
張愛玲 六月廿九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一封郵簡
從信的內容看，似是林玉對以哪位現代作家為題撰寫學位論文猶豫不決，張愛玲卻認為“巴金是留法的，當然又更親切些”，法國人或不會對巴金感到太陌生。盡管如此，張愛玲還是樂意提供自己的作品和關于自己創(chuàng)作的評論資料，供林玉參考。其中，她在美國創(chuàng)作的短篇《五四遺事》（英文題Stale Mates，張愛玲自己譯作“老搭子”），英文本刊于1956年9月20日紐約《通訊者》雙周刊，中文本刊于夏濟安主編的臺灣《文學雜志》1957年1月第1卷第5期。二十多年后，張愛玲在信中告訴林玉，此篇“最近將在《聯副》重刊”。這是宋淇的主意，宋淇1980年6月15日致張愛玲信中特別提到，可惜未能實現。宋淇后來于1980年8月29日致張愛玲的信中又寫道：“最可氣的就是《聯副》已經拿《五四遺事》排好，忽然之間有一個小雜志拿它先轉載了，他們不得不忍痛將版拆了。”
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1973年臺北大地出版社初版）是1970年代海外研究張愛玲的代表作。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被冷落的繆斯：上海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1980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初版。耿德華寫作此書曾向張愛玲請教，他在此書《前言》中對張愛玲表示了感謝，張愛玲1980年6月9日致宋淇夫婦的信中也寫到：“Edward Gunn的書Unwelcome Muse送了一本給我”，這也是張愛玲把書中關于她的章節(jié)復印給林玉的緣由。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又說到Prof. Gunn“也出席這次巴黎的抗戰(zhàn)文學討論會”，系指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中國抗戰(zhàn)文學國際研討會，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海外首次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內地作家艾青、劉白羽、孔羅蓀等應邀出席，孔羅蓀還與香港學者梁錫華在會上就梁實秋的“與抗戰(zhàn)無關論”展開論爭。張愛玲此信落款“六月廿九”，時間上正好與之銜接，由此可以確定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一通手札寫于1980年6月29日。
二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二通手札，落款“八月十三”，當寫于1980年8月13日無疑，也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收到第二封信（沒日期）。你的論文題材中途變更，所以限期特別緊迫，我當然盡早回信，不然白寫了，毫無用處。因此匆匆作復，忘了提起“桂花蒸”與lndian summer同是秋暑。《色，戒》后還有兩個短篇小說在《皇冠》293、298期發(fā)表，我沒寄來，因為沒書評可引。《色，戒》倒引起一場筆戰(zhàn)，太controversial的東西恐怕你不能用。我不懂法文，但是你引的一段也有點看得懂，不用譯了。長跑進入最后兩圈，自己多保重，千萬不要再回這封信了，我絕對不會覺得欠周到。真的，趕時間要緊。祝好
張愛玲 八月十三
附簡歷
1920年生于上海。
1923遷天津。
’27遷滬。
’39入港大英文文學系。
’42港戰(zhàn)后返滬。
’52赴港。
’55赴美。
’57與Ferdinand Reyher（/67逝世）結婚。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二封郵簡
根據張愛玲此信開頭的回復推測，林玉的論文似以討論張愛玲的小說為題了。張愛玲在此信中進一步向林玉提供自己小說創(chuàng)作的第一手史料。《桂花蒸：阿小悲秋》題目中的“桂花蒸”指農歷八月桂花綻放之時出現異常悶熱的天氣，張愛玲用英文的“印第安夏”和中文的“秋暑”作了扼要的解釋。《色，戒》之后還有短篇小說在臺北《皇冠》發(fā)表，則指《相見歡》和《浮花浪蕊》兩篇。而《色，戒》引起的一場“筆戰(zhàn)”，當指《色，戒》于1978年1月在臺北《皇冠》第12卷第2期發(fā)表后，人在美國的域外人（張系國）在同年10月1日臺北《中國時報·人間》發(fā)表《不吃辣的怎么胡的出辣子？——評〈色，戒〉》提出批評，張愛玲于是在同年11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發(fā)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做出回應。
更出人意外的是，此信還附錄了張愛玲自撰的《簡歷》。提供這份《簡歷》，應該是林玉的請求，雖然僅五六十字，真的很簡略，也沒有我們所未知的內容，但畢竟是張愛玲自己寫的。張愛玲在十五年前，為美國紐約威爾遜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簡介》補冊寫過一篇英文《自白》，但親撰《簡歷》供年青的朋友參考，這應是唯一的一次。
三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三通手札，篇幅最長，內容也最為豐富，當寫于1980年8月31日，仍照錄如下：
林玉小姐：
信收到。《金鎖記》里叔嫂的關系完全明寫，想必你太敏感，疑心有曖昧。用同一材料寫《怨女》，是因為隔的年數多了，看法不同了。女兒一角后來很是個人物，即使不提，也無法不意識到，有喧賓奪主之感，因此刪去。我對自己的作品向來都是剛寫的時候非常喜歡，過些時就看出毛病來。沒有寫自傳的計劃。一般書上對作者的介紹都極簡短，我認為是對的。我在美國英國出書都只有我上次信上提供的一點data，《怨女》英文本只多一項：我外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我祖父張佩綸是中法戰(zhàn)事的一個political casualty——提起家庭背景也是為了使作品的內容多一點可信性。《金鎖記》出單行本不夠長，我建議：（一）附錄自傳性的《私語》，或是（二）等有人想出版《金鎖記》與《秧歌》的時候，《秧歌》作為長篇小說極短，兩篇正好一本。Unauthorized傳記雖然我無權干涉，在我自己書上的傳記總應當是經本人同意的。你這樣忙，千萬不要白費工夫搜集傳記資料寄給我看。非常抱歉，近影沒有，老照片也都只保存一張，寄來寄去往往會遺失。等法譯《金鎖記》有了確定的出版消息，如果必需的話再掛號寄張寫《金鎖記》后不久的相片給出版公司負責人，請他們用過后立即掛號寄還，這些啰唆事不便麻煩你這忙人。我近來也忙，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有時間旅行。祝
暑祺
張愛玲 八月卅一
張愛玲致林玉的第三封郵簡
對自己早期的代表作中篇《金鎖記》，以及《金鎖記》與后來用“同一材料”寫的長篇《怨女》的關系，張愛玲以前似一直未作過解釋，倒是對《傾城之戀》乃至《小艾》，她后來都曾有過自認為是必要的說明。不料在這通手札中，張愛玲對林玉提出的如何理解《金鎖記》中的“叔嫂關系”、《怨女》中為何刪去女兒一角等，都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很難得，也很重要。而她強調的“我對自己的作品向來都是剛寫的時候非常喜歡，過些時就看出毛病來”，同樣很值得注意，這句話顯示了張愛玲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不懈追求。張愛玲又明確告訴林玉，不打算寫自傳，這是耐人尋味的。當然，她也明白，別人寫的未經她許可的“傳記”，她“無權干涉”。她又連帶提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認為祖父張佩綸是中法戰(zhàn)爭的一個“政治受害者”，這正可與《對照記》中所寫的加以比對。
大概是林玉有意推動法譯張愛玲的小說，此信中還披露了張愛玲對自己小說出版法譯本的若干設想。張愛玲覺得如果法譯《金鎖記》，為了增加篇幅，可以“附錄自傳性的《私語》”，這說明了她對這兩篇作品是很看重的；或者條件成熟時，把《金鎖記》與《秧歌》合成一冊法譯。她似乎不知道早在1958年，法國巴黎的Calmann-Lévy就出版了《秧歌》的法譯本。然而，法譯《金鎖記》的計劃也未能及時實現，直到1999年，巴黎Bleu de Chine才出版了《金鎖記》法譯本，張愛玲已不及親見，這是十分遺憾的。
張愛玲致林玉的信札，除了這三通，還有沒有更多的，目前尚不清楚。但這三通保存完好，字跡清楚，而且都是一氣呵成，幾乎沒有什么修改，充分說明1980年代初張愛玲精力尚好，也樂于回答并不相識的青年學子的請益。這與她后來精力不濟，幾乎與外界斷絕往來，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足以改變至少是部分改變人們對張愛玲后期不愿與外界接觸的片面看法。
張愛玲致宋淇、鄺文美夫婦以及致夏志清、莊信正、劉紹銘、蘇偉貞等位的大量手札，都已由收信人本人或后人整理，公開發(fā)表或出版，也早就引起了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者的重視和不斷探討。而今，張愛玲四十多年前致林玉的這三通手札，也終于浮出歷史地表了。雖然只有三通，它們卻是最近八九年來張愛玲手札發(fā)掘的最大收獲，而且同樣具有頗高的研究、鑒賞和收藏價值，同樣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