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符號，在當代語境下，江南地區與長三角區域大體吻合，歷史傳統、文化紐帶造就了傳統的詩意江南，新時代的江南文化的視域下青年作家如何傳承歷史記憶，記錄現實生活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

“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具有江南平原的氣息，那就是包容、接納、隱忍以及廣闊。”青年作家湯成難這樣回應江南文化視域下地域文化對其寫作的滋養。6月22日、23日，2024“長三角青年作家創作大會”在上海舉行，圍繞當下長三角青年寫作特點和特色，探討新時代江南文化視域下的青年寫作，共同推進長三角文學發展繁榮。

會議現場

創新、融合、碰撞，深化長三角文學交流合作

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應運而生。三省一市作協組織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和區位優勢，深化交流合作、相互交流借鑒。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成立的六周年之際，這樣一場交流大會有著獨特的意義。“不僅促進長三角青年作家、評論家之間的交流互動，也有助于提升長三角青年作家、評論家的認識水平和創作水平，共同傳承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長三角文學精品創作。”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馬文運在開幕式致辭中談道。

安徽省文聯主席陳先發表示，長三角文學聯盟成立六年以來在文學人才培養、隊伍建設、采風創作、平臺共建方面措施，越做越扎實，效果越來越顯著。“安徽作為三省一市當中文學力量相對薄弱的地區，從文學聯盟發展獲益更多。”對于長三角青年作家創作大會聚焦文化視域下的江南概念，他期待挖掘出更多可供持續發掘的寫作資源，“期望這次年輕作家中有更多的人脫穎而出，有更多的精品力作，以我們長三角文學聯盟之名產生影響力。也期待長三角文學聯盟在未來發展中更好的承擔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將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習、領會，化為一個個具體生動的文學實踐，共同創造區域的生機勃勃的文學發展新局面。”

“在國家著力提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水平新的歷史機遇面前，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必將再開新局、再譜新篇，此次長三角青年作家創作大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召開，對今后的青年文學人才培養、對長三角文學發展的一體化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處書記邱華勉勵青年作家，保持文學的初心，堅定創作的信念，開闊文學視野，在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從人民的偉大實踐中汲取創作的營養，在人民的偉大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

視覺中國資料圖

在地方性和現代性之間，青年作家的地方性記憶書寫

“對文學來說長三角是當代中國的一片熱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這里有深厚的人文底蘊”。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認為，“生活在長三角的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要書寫發生在長三角地區的新的故事，比起完全個人的書寫，這個更加迫切”。此外，“地方性的強化成為作家標識作品獨特性的重要方式，比如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是一個現代性很強、主題性很強的小說，但卻十分強調對城市地理的獨特書寫。林白的《北流》用非常偏僻的方言詞匯構成自己的小說，方言、俚語的大量應用成為趨勢特征。另一方面在人物故事書寫上更強調紀實性，小說的虛構性一定程度上被紀實色彩替代。”這種趨勢下，閻晶明進一步提出作家如何處理個人與時代、地方性和現代性關系的時代性思考。

上海作協副主席楊揚以自己親身經歷闡明作家寫作與地方實踐之間的關系，表示“優秀的作家總是離不開地方、地域，但作家的地方經驗有超越性，作家不完全是靠經驗寫作，作家的寫作總是跟哲學、歷史、抽象型的思考有關系，沒有哲學的文學創作行之不遠。”

地方性并不是簡單的此時此刻你在哪里寫作，地方性的關鍵在于尋找差異性。“不管什么樣的人，都成長在屬于他的一時一地。”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屏瑾從現代化的視角反思，“在今天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對一個靠現代知識生活的人來說空間差異性越來越小，意味著成長的經驗差異性也在縮小。”在她看來，青年作者僅僅依賴成長經驗寫作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地方性是歷史的一部分，在一種區別性的意義上建構整體性，在個人與城市、個人與國家、個人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中才表現出它的生產性和價值。它是一個出發點，對每個人也許構成一個過程，但是它決不是終點。”

在人口的流動和文化的包容之中，長三角文學生發出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我們這個時代，人口流動性很強，地域文化彼此融合。”青年作家、《收獲》雜志編輯余靜如在23日的作品分組研討會上表示，“上海對我而言與其說是一個地域，不如說是一個象征，它的限制是表面的，精神是自由的。”從小就喜歡閱讀和寫作，在王安憶老師的課上，余靜如第一次發現自己有寫作的天賦，然后從一個文學愛好者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寫作觀，她覺得，是上海對青年創作者的開放和包容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說起江南，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平原地貌，在我很小的時候，從村莊的任何一面向遠處看是可以看到地平線的，所以似乎很小就體會到了遼闊無垠。”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青年作家湯成難強烈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力受到削弱”，“因為在地域性之外，一個更大范圍的全球性的思考和技術革命近在咫尺。”他逐漸意識到，在變化之中，好的文學是無法被定義的，它需要堅守，也需要出新。“作為生活在文化意義上的江南作家，既要努力呈現出地域文化的滋養，也要勇敢地直面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