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為何如此的人文薈萃，群星璀璨？跟隨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循跡溯源·運河文化紹興行”采風團到達紹興，自然而然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對此，蔡元培先生在為第一版《魯迅全集》寫序言時，就曾給出了一種解釋，序言開篇蔡元培先生即引用王獻之的一句“行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描繪故鄉(xiāng)紹興得天獨厚的自然環(huán)境，隨后接著說，有了這種環(huán)境，于是便有了王逸少的書，陸放翁的詩，直至有了為新文學開山的魯迅先生。
行走在紹興老城
如果從地理與歷史兩個角度去看紹興，就會發(fā)現它與眾不同之處。地圖上的紹興有著鮮明的辨識度，北部平原臨杭州灣，東西南三面群山連綿。整個市域水系四通八達，密如蛛網，一些地方河流、湖泊密集程度甚至超過了道路。說到歷史，如果從大禹算起，直至近代，用人文與經濟兩把尺子來丈量，全國范圍內，紹興也是數得著的“優(yōu)等生”。一些昔日名城或已在歷史洪流中失去榮光，而一些今日名城，相比紹興，在漫長的時間賽道上也只能算作是后起之秀。
紹興是江南水鄉(xiāng)的代名詞，某種程度上，貫穿于山地、平原中的水網可以看成是紹興文化的底色，錯綜復雜的水網猶如一條條交織的文化線索，每一條單獨拿出來都可以在歷史中獨立成章——王羲之之于中國書法，王陽明之于中國哲學，徐渭之于繪畫，蔡元培之于中國教育，魯迅之于中國文學和精神……而這些線索在歷史的拉力中凝聚起來，最終造就了紹興的文化面貌。
城市化步伐太快，古典的紹興需要放慢腳步去感受，行于倉橋直街的石板路上，小巷商鋪鱗次櫛比，炸臭豆腐攤生意不錯，黃酒鋪泛著絲絲酒香，橋頭幾個孩子在嬉鬧，循聲望去，仿佛瞥見了古城一抹遠去的身影。如果將視角拉回到清光緒年至民初，從老城西北角迎恩門沿水路進入紹興老城，將會看到水鄉(xiāng)的日常——7.4平方公里的城中，229座小橋將河道與街巷連成一體。烏篷船在密集的河道里穿梭，社戲的日子烏篷船在橋下擠作一團，船頭腦們正面紅耳赤地理論，橋上的人探著頭看熱鬧。途經王羲之、王陽明、徐渭舊宅，路一轉，在橋頭或許就會與青年蔡元培和從三味書屋放學的少年魯迅不期而遇，甚至在狹窄街巷里轉個身又與阿Q、孔乙己撞個滿懷。說實話，紹興名人故居密度之高可以冠絕全國，要是在其他地方，每個故居都能“理直氣壯”地成為當地名片。在蔡元培故居門前的筆飛弄問當地人，紹興有多少名人故居？“太多了。”答者用手指著魯迅故里方向說，一副波瀾不驚的樣子。對于紹興人來說，名人太多，故居轉彎便是，見多見久了，便如鄰居一般，自然而然成了老城煙火氣的一部分。這一低調，反而大氣十足。
越地的文化性格
在地圖上，如把視角放到紹興老城之外，眾多歷史遺跡將從水網和山嶺皺褶中顯露出來。蘭亭、王陽明墓、大禹陵、鑒湖柯巖、王羲之墓……名人故居與歷史遺跡呼應，幾千年的文化累積層清晰可見。
因為水，大禹來到越地，娶妻生子，留下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佳話。治水成功，大禹在此聚會諸侯，論功行賞，祭天封禪，紹興古稱“會稽”因此得名。這次大會被看作是大禹建立夏朝的象征之一。晚年大禹再次來到會稽大會諸侯，病逝并安葬于此。關于夏朝是怎樣的存在？考古學上仍有許多地方需要破解。但據考證，大禹在越地后人一直傳承至今屬實，如今大禹陵旁的禹陵村是全國姒姓最集中之地。
因為水，紹興先民“以船為車，以楫為馬”，越王勾踐為富國強兵、滅吳爭霸，接受大夫范蠡“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之業(yè)”的建議，走出南部山區(qū)，修建山陰故水道。運河建成后，越國經濟和軍事實力大為提振。最終，北上征伐滅掉吳國，勾踐成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這是紹興最早的高光時刻。
歷史的吊詭之處是，滅吳后勾踐放棄了都城紹興，為求霸中原，不遠千里遷都到臨近齊國的瑯琊（今山東青島附近）。因過于激進，勾踐此舉一直為后世詬病，進入戰(zhàn)國，都城又被迫遷回江南。如果能重回歷史現場，越國大費周章，或許并非滅吳后的一時膨脹和沖動。多年經略，以紹興為中心的越地已成通江達海，物產豐饒的魚米之鄉(xiāng)。有了這個爭霸基本盤，通過陸路水道，越軍可北上征伐，通過海路，軍事力量能暢通無阻延伸到北方。這給了越人極大的戰(zhàn)略信心。另一方面，越人不服輸的雄心也不容忽視。《史記》記載，越王勾踐是大禹后裔，問鼎中原或許是“根正苗紅”的一種心理訴求。有一個能臥薪嘗膽的王，就一定有一群生猛敢為的民。當時，中原人輕蔑越人文身斷發(fā)，民愚疾而垢，但越人既然能造出彼時最鋒利的刀劍，心里有股桀驁不馴的劍氣也不足為奇。鑄劍祖師歐冶子鑄造的曠世名劍湛盧、純鈞、勝邪、魚腸、巨闕雖早湮沒于世，但越地的尚武精神并沒有被時光泯滅。
衣冠南渡重塑了越地氣質。如今提到紹興人，總會浮現滿腹經綸的文人雅士形象，倒常常忘了尚武才是越人最早的基因。在歷史需要時，越人的鋒芒便顯露出來了。事實上，紹興那些開宗立派的文化巨匠，多是文武兼?zhèn)渲俊⑿膶W運用于軍事，戰(zhàn)功顯赫的王陽明退隱之年仍被召赴廣西平叛，后逝于得勝歸鄉(xiāng)途中；潑墨畫宗師徐渭在胡宗憲帳中為抗倭效力，屢建奇功；鮮有人知道北大校長蔡元培曾是武力推翻清朝的踐行者，一度熱衷于研究炸藥和行刺；魯迅手中的筆，骨氣之硬，力道之勁，鋒芒之銳，“一個都不寬恕”的戰(zhàn)斗精神能抵萬千雄師……寫到此，突然想起柯巖景區(qū)那座鬼斧神工般的石柱“云骨”，幾十米高聳的石柱，像從天而降的重劍深深扎進地里。上大下小，遠看似一股騰空而起的繚繞青煙，幾分詩意幾分詼諧；近看，則會被它刀削斧劈的粗礪外表感染，頭重腳輕，卻抗住了時間的捶打，抵住了風雨的侵蝕，就是屹立不倒，一身堅韌不拔，桀驁不馴的倔強骨氣。“云骨”的名字好聽，生動又意味深長，好似是對紹興文化性格的一種隱喻。
衣冠南渡與文化再造
紹興既支撐過越王北伐的雄心，也接納過永嘉南渡、建炎南渡的倉皇。兩次南渡對于當時的朝廷來說，終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兩次南渡，都是中原歷史上空前混亂與殘酷殺戮的時代，而文化卻劍走偏鋒似的迎來了意外的繁榮，只能說幸有越地庇護。紹興坐擁山水屏障，易守難攻，社會安定，山川秀麗，經濟富庶，成為落難的北方士族理想中的東山再起之地。南渡使中原文明奇跡般在此完成了融合與升級，終破繭成蝶，深刻影響了此后中國文化的走向。有意思的是，當年勾踐從紹興北遷到瑯琊（今山東青島），幾百年后，王羲之從瑯琊（今山東臨沂）南遷到了紹興，此瑯琊雖非彼瑯琊，但名字流轉間，歷史南來北往，冥冥中好似巧合也好似宿命。
到蘭亭時，也是一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日子，離三月三上巳節(jié)還差幾天，但相信春天的輪廓與1671年前并無太大不同，崇山峻嶺依舊在，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景致亦然。曲水流觴原址已不可考，這并不重要，那年暮春的雅集已在中國文化譜系里枝繁葉茂，這足矣，刻有康熙親書的《蘭亭集序》和乾隆題記的雙子碑，高大的身軀立于蘭亭，就像“這一偉大傳承”的踐行者和捍衛(wèi)者。不得不感慨，與他生前仕途跌宕相比，王羲之身后成神之路一馬平川，仿佛如他在《蘭亭集序》里言及的生死無常，人生無常。王羲之出生時間有兩種說法，303年和321年，支持方各有論證。拋開枯燥史料，立于蘭亭舊地，我更愿意相信前者，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正好50歲，天命之年的人才會對生命有如此灑脫通透的感悟。兩年后，崇尚清俊灑脫、放浪形骸的王羲之放棄仕途，聽從內心召喚，選擇寄情山水，搬至嵊州金庭山中，6年后終老于斯。如今離王羲之墓不遠的金庭鎮(zhèn)華堂村是王羲之后裔最大聚居地。王羲之54世孫，90歲的王伯江老人是村里名人，有訪客時，他便會熱情地寫上幾幅字饋贈，正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書法在村里既是文化傳承，也是對祖先榮耀的一種守護。
王陽明墓距蘭亭不遠。王陽明是不是王羲之直系后裔說法不一，但同樣源于瑯琊王氏宗族卻無爭議，一千多年后，王陽明安葬于此，可以算做是對祖先的一種守望吧。與王羲之一樣，50歲那年對王陽明同樣意義深遠，1522年春，他的狀元父親王華去世，王陽明回到紹興，之后這一待就是6年。這段時間，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講學。紹興成了當時全國思想重鎮(zhèn)，建書院蔚然成風，最終這里成了陽明心學圓善之地。1527年9月，王陽明再次被嘉靖征召，出征廣西平叛。出發(fā)前夜，宴請學生，飯后王畿和錢德洪繼續(xù)向王陽明請教，師徒三人移席到宅前天泉橋上，聽了王陽明講解，兩人頓悟，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天泉證道”。如今，天泉橋在一次考古中被發(fā)現，修葺一新后，成為融合傳統與當代藝術的王陽明故居的一部分。
秀麗的山水、優(yōu)雅的人文風韻，厚重的歷史文化，以及發(fā)達的現代制造業(yè)構建起了一個立體的紹興。如今的紹興入夜后一副燈火輝煌的都市氣派，江南水鄉(xiāng)隱于夜色中，像是等待明早蘇醒的煙火日常，也像是在日月輪轉中，蟄伏著蓄勢待發(fā)。我在想，一個地方的興衰，總是有其慣性，這背后隱藏著一條歷史的延長線，當人文與經濟相輔相成之時，沿著這條延長線，你就能看到它的未來。